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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十年轮回》:金融危机的十年潜伏

2010-03-31 06:08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王玮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封面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和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迅速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并席卷全球,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但危机因何而来,还会再来吗?这实在有必要深刻反思。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先生(1998年10月-2005年9月连续三届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最近出版了新作《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该书可视作一位长期处在市场最前沿从事监管工作的专家,对其十多年来亲身经历的两场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全球金融风暴进行的综合分析,或对今后避免类似危机的发生有所启示。

老实讲,亲历两场危机实在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经历,不过既然书的名字是“十年轮回”,那么十年前的那次亚洲金融危机仍是这本书关注的重点。实际上,市面上关于论述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的书已经蔚为大观,不过将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书籍则寥寥无几。为何仍花费相当的篇幅来回顾1997年危机,沈联涛在导论中给出了四个理由:第一,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沈联涛身为香港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当时美、欧、日等国主要金融监管当局的首脑共事,甚至和金融领域的一些技术权威人士一起推动了会计和监管管理规范的改革,但这些措施和改革仍不足以阻挡当前危机的发生,有必要深入分析其原因。第二,虽然西方学者可以指责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由裙带资本主义和非市场等因素造成的,但对付当前这场危机所采取的所有措施,正是“华盛顿共识”在上次危机中告诉亚洲人所不能做的:干预市场、放松财政管制、降低利率和停止卖空交易等。第三,此次危机的爆发和亚洲危机的爆发形式上极为相似,都是在前期经历了一段极好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后,情况急转而下。尽管在理论和各个机构和市场的认识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肯定还有疏漏的地方。第四,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有共同的因素,但学术界对成因和解决办法仍有争议,沈联涛感觉有必要确立一个较成熟的分析框架,以便深入研究金融监管的作用。从这四个理由来看,应该说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金融风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名著《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中就指出金融危机是反复出现、永不消亡的东西。自1987年的纽约股市大崩盘开始,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到2007年这次的金融海啸,似乎每十年国际金融市场就要经历一次巨大的波动,而且规模和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传统的零售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则是批发银行危机,由于存在规模巨大的衍生品而产生了显著的放大作用。考虑到此次危机的复杂性已超出了以往的经验,为便于分析,沈联涛在书中强调,将以制度及演进的视角,在历史(主要是经济思想史)、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考察这两次金融危机。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沈联涛指出了西方理论界盛行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实践中的矛盾。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证明了政府试图约束市场是徒劳的,由于经济和金融的日益全球化,危机时亚洲政府在全球市场力量面前无能为力。而且,在危机后自由市场哲学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活动,并给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利润来源,带来了所谓“改善了风险管理”的好处。但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无情地表明,除了创造性外,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也会造成不稳定和破坏。因此适度的干预是有必要的,但在分寸上的把握要适度。不过,各个局部的合理并不意味着整体就一定合理。从实践中看,这种度的把握虽然在本国层面可以得到有效掌控,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未必能成功管理没有国界不受约束的金融世界的剧震。1997年时,人们还可以把金融危机归咎为亚洲国家政府没有充分意识到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在十年之后,类似的解释已经有点牵强。更深层的原因是,在资本流动基本没有限制的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中,各国政府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本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外溢效应,这在全球经济金融日益网络化的今天,会使得一个中心国家受到的冲击很快通过市场传播到全球金融网络的各个部分,并最终掀起了惊天大浪。

 

从宏观层面看,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兴起,亚洲危机和此次全球危机之间其实联系密切,两者都处在一个可以称为“大稳定”的高增长、低通胀时期。很多监管者认为这是货币政策工具的改进和金融自由化模式的成功,但沈联涛认为,这只是一些市场经济版图的扩张所带来增长潜力的释放,不过这种低通胀环境所带来的低利率政策,却被市场错误地理解为一种常态。这种货币宽松政策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再加之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以及监管缺位等因素,就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在亚洲危机中的导火索是日元的泛滥,而在此次全球金融风暴中则是美元。沈联涛作为亚洲危机的亲历者认为,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为了振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衰落的经济和金融而采取的零利率政策为亚洲“播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当时,日本银行以日元或外币计价的贷款大量增加,造成了日元利差交易盛行和全球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当资本从日本流向亚洲邻国,与这些国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导致亚洲也出现了泡沫。再加上亚洲危机各国犯了“双重错配”(期限上“短借长贷”,币种上“借入外汇、投资本币”)的风险管理错误,出现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从微观层面看,沈联涛通过其研究认为金融危机阴谋论的说法是不存在的,更多是市场自发行为的汇集。在危机出现时,正是投资者之间、机构之间以及机构和市场之间,市场和市场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导致了整体上的混乱无序。沈联涛以其丰富的实际监管经验提出了监管制度良好运作需要满足的八个要素:制定战略,确定优先次序,激励,结构化,标准化,进程设计,执行和总结,以缓解金融危机中监管和被监管方所表现的道德风险,并改善市场的微观基础以防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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