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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酿造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意味

2011-08-08 02:54 来源: 中国新闻网      作者:丁晓原

      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1901》酿造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意味

  何亮亮对初版的《1901》曾有评说:“中国最好的历史著作往往不是历史学家所撰,本书又是一例。”我们也许不能说《1901》就是中国最好的历史著作之一,但无疑这是一部能够对读者产生极大的阅读召唤力的非虚构作品。我曾试图以快读的方式阅读2011年修订版《1901》,但作品独特的叙事所酿造的意味使我彳亍其间,欲速而不能。阅读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历史著作是有意而寡味的,王树增的《1901》则意重且味浓。从写作类型而言,无论是《解放战争》等现代战争系列,还是《1901》等近代史系列,都属于历史非虚构叙事,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制式,它兼具历史和文学双重的品格。正如王树增所体认的:“解读历史,除了要把考证的工夫做到家,也要把文学创作的工夫做到家,让作品保留文学品质。”因此,非虚构作品既要有历史的切实,也要有文学的情彩。意得之于史的建构,味蕴含于文学的叙述。意深味长的佳构,如《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读王树增的作品,可见他是一位深谙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又颇多现代史识的作家。

  渐行渐远的历史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而历史书写却是一种基于历史实在的主体性显见的“我在”行为。历史叙事滋生出的意味及其价值,无不关联着这种独特的“我在”。“非虚构”在许多时候是可以用“报告文学”置换的,尽管我知道王树增似乎不太喜欢用报告文学称名,特别是在指说《1901》这样的作品时,以报告文学言说确实有些信达,但其写作的重要机理是相同的。差不多80年前,沈雁冰译介日本川口浩的《报告文学论》就认为:“报告文学的最大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王树增走近1901年这一历史时段,首先当然是恪守本真地叙写历史的原则,注意“从情节到细节都要有史料做依托、都有明确的出处;对人物的评价必须做到最大可能的客观”。全书6章,在每一章后面都附有注释,分别有90、59、77、70、80、97条之多,交代引用史料的来历,体现出历史写作的务实功夫。但同时又以自己的眼光取事选人,以自己的考量设置叙事重点,以自己的方式呈示对象,尽可能多地“为读者提供个人化解读”,走出人云亦云的通式的历史叙事方式。

  书名为《1901》,但直接叙说1901年史实的只有第六章《天下同唱〈玉堂春〉》的“‘袜子们’的结局”等3节。这样的设计是作者经心的,它为读者设置了巨大的阅读悬念,而读者阅读的过程也就是释悬的过程,作品的史意正蕴含在这一过程中。“1901”在这里只是一个结果或曰肇始,人所共知的是此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丧权辱国贻害深重的《辛丑各国和约》(《辛丑条约》),当然,“一九零一年,新世纪开始的一年”,也是中国“头脑解放”的一年、“走向世界”的一年、“彩票年”。1901年是中国史程中最具有悲怆性、复杂性和丰富性的一个时间点。历史给后来的书写者以一个充满张力的叙事场域。但王树增并没有正面直接进入这一叙事场域,而是基于重大的历史之问,着力还原制造《辛丑各国和约》这样的民族悲剧的真实背景。“中国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巨祸?大历史中的所有人物缘于何种因由纷纷出场?导致时局剧变的细微而隐秘的诱因深藏在哪里?中国人是怎样混淆生活的真实与表演的情境的……”可以说《1901》的主要部分都以王树增式的非虚构在回答这些重大而沉郁的历史问题。由此可见,作品安置了一个别致而有思想的结构图式。

  《1901》或如一出巨大的历史情景剧,只是这一情景剧是一大悲剧。全篇具有某种戏剧化叙事的特点。王树增自己就说:“之所以选择了一百年前的那段历史,是因为中国人千年不变的面孔在那时表情突然急剧丰富起来,犹如舞台上夸张的喜剧表演。”在作者看来,“中国人无论干什么,都喜欢把自己置身于一种戏剧状态中”,作品也刻意营造一种戏剧化的氛围,在不少章节也直接描写了戏剧的场景、情节乃至细节。戏剧化在《1901》中,一方面是一种写实的叙事,同时也有着耐人寻味的隐喻功能。所谓戏剧化可有多种释义,在王树增的意域中,具体指为“脸谱艺术、面具艺术”,这种艺术使“人的真实面目被掩盖起来”,自欺欺人,同时还将“人的生活状态和戏剧状态”混淆起来。中国的传统政治是“脸谱政治”、“面具政治”,于晚清尤甚。《1901》中的许多场景和情节为此作了具体而微的注释。作品中大量地叙写义和团的故事,这里有意义的不只是义和团本身的存在,而且还体现在清廷对此的反应上。义和团演练法术,以为神助而可刀枪不入;而“整个朝廷,从上到下,在这一瞬间,把胜败寄托在了一个和尚身上!”军机大臣启秀可以这样说:“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在王树增看来,这就是一场“滑稽戏”。欺骗是痼疾,也是为官场惯用的规则。在《1901》中,作者采入不少体制内造假的案例,如伪造外交照会,“造假者,载漪;售假者,荣禄”,更多的是制造“捷报”,列强已攻陷大沽口炮台开始进攻天津,直隶总督竟以“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递”《接仗获胜折》。作者通过这样的文字,将一个真实的晚清呈现给了读者。“戏剧艺术”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混淆生活与戏剧,慈禧太后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慈禧是《1901》重写的一个主角,作品尽可能逼真地还原了这一人物的复杂性、多维性。“帝国官僚阶层的基本思维模式和显著的行为特征是:彻底混淆国事与家事的区别”,慈禧决定废黜光绪,以为“这是家事”;此外,慈禧的独特还在于她是政治家,又是女人,“无论她现在的权力多么大,普通女人的一切秉性依旧在她身上顽固地体现着:虚荣、任性、喜怒无常、养宠物、哭泣、需要依靠、极容易受风言风语的支配——大清帝国就是被这样一个政治家与女人的混合体统治着。”作者对慈禧的叙写当然不仅仅这些概括,支撑这些概括的是大量的情节和细节。读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晚清一段特殊的历史,仿佛是由慈禧这样一位高度戏剧化的人物所导演的一部五味杂陈的多幕剧,可悲、可叹、可反思、可嚼味。作为一种历史的大叙事,《1901》对与“1901事件”有关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如甲午海战、“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废黜光绪、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光绪、康有为、梁启超、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等都有涉及,或详或略作了述说。但不仅于此,作品更注重特写在特殊的历史遭际中中国人的面孔、表情,并且由此透视其特殊的心绪。作品既让人物表演了舞台动作,更挖掘了其动作背后的欲望世界。而这正是有别于此前王树增战争非虚构叙事的重要特征。《解放战争》等作品更多的是军事及其关联的书写,而《1901》特殊的写作对象给予作者更广阔的展示空间,特别是对各式人物政治性、人性的充分表现,以戏剧化的方式展开人物的欲望叙事等,明显超越了作者已有的作品。

  与以往的非虚构写作一样,《1901》也显示出作者叙事的智慧,是一种智慧性叙事。这一作品所涉及的史料对于读者并没有多少“陌生化”的吸引力,这就需要作者对再现对象作选择性的处理。一方面需要推出新鲜的史料,如“中国军团”一节在初版中是没有的;另一方面调整作品的叙事重点,作品十分注意对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表演的各等人物作深度的心理凸显,叙事见事更见人,而见人更重烛照人物隐秘的内心。此外,作者注意通过对史料的艺术安排,使作品内生一种别样的叙事魅力。如作品开篇第一章《蓝色长袍上的宫殿》第一节“被严重忽视的一天”。这一节描写1899年12月19日法国医生多德福为光绪皇帝“体检”。这是一种极富新鲜感而且深有大意的进入作品的智慧性叙事。“一个洋人进入紫禁城给皇帝‘体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于是,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这个被中国人严重忽视的一天,就从这个寒冷而屈辱的早晨开始了。”而“体检”的结果是光绪皇帝“根本没有病”,“生病的不是中国皇帝的肉体,而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这里导引了作品叙事的展开,也成为我们解读作品的“文眼”。这便是王树增式的叙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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