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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为什么能这样红?

2011-08-02 02:47 来源: 广州日报      
香港作家为什么能这样红?

  汤祯兆,乱步杂踏的香港星期天兼职作家,近作有《香港电影夜与雾》及《日本变容》。

  近年,因为香港写作人在内地出版著作的数量增加了,于是也惹来部分人的注目,当然也乘势顺道糅渗了在香港写作的存在探讨。早阵子梁文道在凤凰网读书会中,以“穷而后工”作为主轴,点出一众香港文化人低调及坚执的写作特色。当然,他提出的“穷”具有多重含意,由物质上的匮乏(如香港最重要的文学作家西西就是在厕所中用一块木板作桌子写作),到语言上的窘境(广府话作为书写语言的限制,难以融入中文宏观的世界),均有所指。而且,他亦由“穷”的生活状况,牵引出“杂”的存在处境──大隐隐于市,和妓女扯皮条的共坐同桌,撰作色情小说为稻粱谋等,都是笔下貌似光怪陆离却又斑驳日常的零碎图像,仿佛香港的写作人都是浪游人的同党,出入于雅俗混糅的世界中而各自得其乐。

  梁文道笔下的香港写作状况,我自然也深有同感。那些在媒体中打滚,不断因应外在环境的要求而扭曲自己加以迎合市场的岁月,可谓熟悉不过。提及为《阁楼》之类的男性情色杂志撰写色情小说,也几成同代人的共同记忆。至于写作环境的困乏,我想起香港出色的记者作家张翠容,她在嘈杂不堪的公共图书馆(是的,人声鼎沸是香港的存在状况,图书馆往往也未能幸免)用电脑写作,早已练就出百毒不侵的能耐,好像可以分身而存在于另一时空,进行和眼前实况断裂的不同任务。

  只是我想,以上的“穷”——我想对此时此刻内地的写作爱好者一定毫不陌生。放回历史洪流中,香港写作的窘境,无论如何与经历“文革”的一代前辈,大抵还是有天壤之别吧。我大胆推想:内地读者对香港作者如或有一鳞半爪的兴趣,相信肯定不在于“穷”的展示,而在于“工”的探讨剖析。当然“穷”的背景成就了“工”的基础,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文穷而后工,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否则破产失业人士皆属写作菁英了。

  要拆解香港作者如何文穷后工,或许不是这篇短文力有所及的事。不过我仅想指出,印象中香港的写作人对“穷”的基础大抵也早已熟知,于是省却了不切实际的功利妄想──如果身边有人认真考虑凭写作致富,那不是天才就是疯子的机会也颇高。所以,由下笔一开始出发,精力用神便可以较为集中专注于写作自身之上,至于生活的凭依从来也明白必须另有所本。循此角度而发,在香港写作反而可以较为单纯一点,恪守自我设定的范畴疆域,于是也因而得以成就较为出乎意料的著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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